在FB上看到了一篇「謗法」的文章，讓我覺得值得研讀一下。網誌是我私人空間，所以想要在這邊紀錄。其內容需要被驗證，但是我也是期望自己是
被重新發明的印度文化——佛教
隨水
記得十年前去尼泊爾，當時有小夥伴說：啊，我好嚮往尼泊爾啊，雪山佛國！
我也經常會在網上看到各種黑印度某些社會現象的文章，然後總能在底下發現諸如此類的留言：印度不是佛教國家嗎？印度人不是信佛的嗎？佛陀不就是印度人嗎？……所以怎麼印度人還這麼不懂事兒呢？
反正吧，我發現誤以為印度和尼泊爾是佛教國家的大有人在。對尼泊爾的誤解還好理解，因為尼泊爾老愛用大佛塔的照片做旅遊宣傳，而且那邊也確實有不少藏傳佛教元素。其實直到2006年，尼泊爾都是“印度教王國”，且是世界上唯一的最後的印度教王國，80%以上的人都是印度教徒。
把印度當做佛教國家，我覺得可能是《西遊記》看多了，把當年的天竺當成了現在的印度。這種誤解我以前也有過，總覺得既然印度曾經是佛教國家，唐僧西天取經的目的地，現在如論如何總該有殘存的佛教吧？無法想像曾經在印度如此昌盛的佛教，怎麼可能就此消失得無影無蹤呢？
然而現實就是這麼殘酷，伊斯蘭教興起之後，阿拉伯文明所及之處的佛教發生了大規模滅絕，過去絲綢之路上的諸多佛國都成為了伊斯蘭國家。隨著十到十二世紀穆斯林大規模入侵，印度次大陸的佛教也一度絕跡。
但印度佛教的滅絕並不是一個單一的事件，也並非出於單一的原因，而是一個持續了好幾個世紀的長期事件。這些問題如果展開論述的話，幾本書都寫不完。所以在這篇文字裡面，我會以印度的歷史為線索，從以下幾個平時較少涉及的角度講一下印度佛教：
1.佛教在印度次大陸的誕生、發展、滅絕；
2.印度教和佛教的相互影響和競爭；
3.佛教在印度的重生。
【佛教的起源】
關於佛教的誕生，我要講的不是那個大家聽了無數遍的悉達多·喬達摩（Siddhārtha Gautama）王子在菩提樹下悟道成佛的本生故事（Jataka），那個故事只是佛教的緣起，卻不是佛教的起源。
很多佛教信徒都不願承認的一個事實是：佛教並非憑空產生的，而是在婆羅門教基礎上發展而來的（西元八世紀之前的印度教稱為“婆羅門教”更為恰當，但為了便於理解，我下文有些地方還是直接用“印度教”進行統稱）。只不過這種發展，一半是繼承，一半是批判。
隨著對兩種宗教瞭解越多，我越意識到印度教和佛教，根本就是一樹開雙花，天生一對孿生兄弟。但大多數中國人對印度教的瞭解非常局限，且不說那些以為印度是佛教國家的人，就算來是個來過印度的中國人，如果問及他們印度教，多半不外乎幾個刻板印象：1.印度教有種姓；2.印度教有好多亂七八糟的神；3.印度教徒修來世；4.印度教崇拜牛，不吃牛肉。
實際上印度教的複雜程度遠超於此，有著極為龐大繁雜的哲學體系，而記錄這些哲學思想的經典被稱為“奧義書”，梵語Upanisad，意思是“坐在附近”，引申為“秘密傳授”，理論上只能父傳子、師傳徒。奧義書並不是一本具體的書，而是吠陀（Veda，即為知識的意思）知識體系中的一個類別，現存的奧義書多達兩百多種，成書於不同時期，這些書可以看做吠陀文化在哲學領域的思想成果。
早期的佛教哲學思想，很大程度是建立在對奧義書的繼承和反思批判之上的。
“佛陀（Buddha）”這個詞，早在釋迦牟尼駐世之前，就已經出現在了印度教的《伐由往事書》（Vayu Purana），梵天的兒子Daksha曾尊稱濕婆為Buddha——覺悟者。諸如業力（Karma）、輪回（Samsara）、諦（Satya）、法（Dharma）、無常（Anitya）、般若（Prajna）、煩惱（Kleshas）、寂滅（Nirodha）、厭離（Samvega）、行蘊（Samskara）、慈悲（Maitri）、佈施（Dana）、手印（Mudra）、法輪（Dharma Chakra）、卍字元（Sauwastika）、真言（Mantra）這些佛教中重要的概念或元素，在印度教的解釋和作用都跟佛教極為類似。而佛教中諸如瑜伽、冥想（Dhyana）、禪定（Samadhi，三摩地）、解脫（Moksha）等概念也是來自印度教，只是後來在詮釋方法上出現了分歧。
以上是佛教跟印度教共用的一些概念，接下去講講佛教對印度教一些觀點的批判。
1.否定了創世論。佛教理論中並沒有像其他宗教那樣的創始學說，佛教中假設的宇宙無始無終，並沒有一個具有道德觀的造物主或至高神創造了世界，或者有一天會毀滅世界。
2.否定了神性。雖然佛教是無神論的，但在早期文獻中，基於當時的時代背景，佛陀更接近於懷疑論者而非絕對的無神論者。印度教中的天神（Deva提婆族），在佛教中被描述為壽命比較長、但依然會墮入輪回的天界種族。
3.否定了祭祀。由於否定了神性，佛教中也就不存在可供崇拜、祭祀的偶像，早期佛教並無造像。現在佛教中的偶像崇拜出於後世對佛教的歪曲。
4.否定了種姓在宗教權利上的不平等。印度教強調高種姓的優越性，認為低種姓是沒有宗教權利的。佛陀並沒有否定或者譴責種姓制度本身，他認為這種不平等客觀存在，是過去業力的作用所導致。但佛陀認為，萬物眾生都有機會接受“法”的教化，得到解脫。一個人是否值得受到尊重或者“潔淨”，是其行為而非種姓決定的。
5.否定了梵我（Atman）。印度教認為所有的生物有一個永恆不滅的“梵我”（Atman），在輪回中以不同的形式轉世。佛教認可輪回，但佛教中的“我”是一個虛無的概念，強調去我執，也就是無我（Anatta）。永恆靈魂這種概念在 “諸行無常”的佛教體系中是站不住腳的，但對於“靈魂”是否存在則有爭議。在佛教中有“斷見”和“常見”之分，斷見的立場接近唯物主義，認為身死心滅；常見則偏唯心主義，認為身心相異，靈魂只是暫居色身，也並非永恆不變。
即使從今天的眼光來看，佛教思想依然非常超前，佛陀說出了三個宇宙人生的基本事實：
諸行無常——一切都會改變，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
諸法無我——由於一切都會改變，所以客觀事物不存在永恆的本質；
諸漏皆苦——由於一切都會改變，所以主觀感受不存在永恆的快樂。
所以就別可了勁兒折騰了，世界和人生存在本無意義，非要尋找意義那是緣木求魚，想要徹底解脫就得接受這個殘酷的事實。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對人生意義抱有希望註定失望，不對人生意義抱希望才是真正有希望的人生。
這也就是為啥愛因斯坦這樣的偉大科學家對佛教也持正面態度，因為佛教不像其他宗教那樣，非要賦予宇宙和人生偉大的意義，而是坦然接受自己的無知和渺小。
如此超前和振聾發聵的真相和境界，佛陀駐世的時候現身說法跟別人講，大家或許還能理解；等他入滅之後，不肖子孫們的立場就會漸漸不堅定了，因為人的本性實在很難接受生老病死乃至宇宙世界都是沒有意義的，果然佛陀一入滅，原始佛教就被加入各種各樣私貨。
原教旨主義的上座部佛教早在西元一世紀便提出“大乘非佛說”的批評，其實是有一定依據的。佛陀當年頓悟之後壓根兒不想教化眾生管世間那些閒事，因為這一切根本沒意義啊！按照本生故事記載是大傢伙兒求著他：你不能自己解脫了留下我們受苦受難啊！得把解脫的法門傳給我們啊！佛祖被糾纏得沒辦法，只好講經傳法。有人修佛法修得“滿心喜悅”，甚至把“涅槃”也理解為可以享受永恆快樂的“極樂世界”，於是他非要讓別人也感受這種喜悅，來實現他自己的“人生意義”，結果後來這種積極入世幫別人解脫的“普度眾生”就成了一種新的“人生意義”以及“執著心”。
我覺得吧，假如佛經裡告訴你“一定要怎麼樣”、“一定不能怎麼樣”等威逼利誘的話術，或者涉及“永恆”的概念，你就需要謹慎一點了。
【佛教的興起】
佛教的興起跟基督教的興起可謂異曲同工：1.提倡眾生平等，打破了族群內部傳播的限制；2.得到了帝國統治階級的支持。
佛教思想誕生的西元前五世紀，當時的經濟發展使得印度次大陸的商人階級變得越來越重要。商人在婆羅門社會裡的地位十分低下，因此佛教首先就被商人階級所吸引並接受，在商人社區中盛行，並且通過商業聯繫和貿易線路在孔雀王朝（Maurya Empire）的境內傳播了開來。
那時候的佛教真的是非常的空靈和隨緣，既沒有文字記錄的經文，也沒有可以崇拜的偶像和能夠遵循的儀式，單純作為一種思想在傳播。為了保證這種沒有文字載體固定的思想不被傳歪掉，當時採用的方法就是僧團集結誦經，大家相互校對。
雖然人類的本質是複讀機，卻是出錯率很高的複讀機。
據記載第一次大集結是在佛陀剛剛入滅後不久（有學者懷疑第一次大集結從未發生過，缺乏可信史料佐證），迦葉尊者在王舍城集合了五百羅漢，由阿難尊者和優波離尊者分別將經藏和律藏誦出。所以佛經開頭四個字都是“如是我聞”——我聽到的是這樣的。
過了一百年，第二次大集結的時候，曾經親聞過佛陀教誨的人都已不在人世，五百羅漢也降級成了七百比丘，對佛教的一些規定產生了分歧（“十事”非法），大家誰都不服誰，結果就導致了佛教上座部（Sthaviravada，原教旨主義，被歧視性地稱為“小乘佛教”）和大眾部（Mahasamghika，改革派）的“根本分裂”。
第二次大集結之後，佛教從此進入部派佛教時期，由於大家碰到一塊兒就吵架，所以也不主動集結校對，自個兒管自個兒玩，百花齊放地分裂個沒完沒了，在三百年間分成了南傳十八部、北傳二十部。但是由於缺乏可信史料，這段歷史也是一筆糊塗賬。
部派佛教的分裂
這時候佛教史上最關鍵的一個人出現了——阿育王（Ashoka）。阿育王又不是什麼高僧大德佛菩薩，為啥說他是關鍵呢？客觀地講，假如沒有阿育王的話，佛教大概率會有三個結果：1.消失在歷史長河中；2.被印度教吸收為自己的一個流派；3.最好也就是混成如今耆那教（Jain）那樣的印度小宗教。阿育王是佛教的Mr. Right，正確的人出現在了正確的時間，讓佛教成為了國際性的宗教。
歷史上關於阿育王的記載其實也不怎麼靠譜，基本都來自他自己的銘文和佛教文字，而這些記載常常自相矛盾。據說阿育王一開始是個邪惡的暴君，開疆拓土四處征伐，殘暴不仁濫殺無辜，後來突然就放下屠刀皈依佛教了，從一個極端走向了另一個極端，痛定思痛地動用舉國之力推廣發展佛教，大力出奇跡。
這種描述非常具有戲劇色彩，所以大概率是佛教作家的誇大和捏造，以此來彰顯佛法教化的力量。不過可以確定的是，阿育王對佛教傳播起到了再造乾坤的巨大作用。
佛陀入滅大約235年前後，在阿育王的皇家召集下，進行了第三次大集結——華氏城集結（Pataliputra，如今的印度城市Patna，有些派別對於這次集結不予承認）。這次集結除了校對佛經之外，最重要成果是派遣了精通佛法的僧人去各國傳教，包括斯里蘭卡、緬甸、泰國、喀什米爾甚至希臘。關於這一點，是有阿育王岩石詔書（Rock Edicts）佐證的。這些刻在岩石上的銘文，保存了兩千多年，其中有一塊岩石詔書提到了地中海地區一些君主的名字，如埃及的托勒密二世（Ptolemy）、北非的亞歷山大二世（Alexander，並非亞歷山大大帝）、塞琉西王國的安條克二世（Antiochus）。詔書中宣稱，從印度南部到希臘地中海的廣大區域，佛法都取得了勝利（道德征服）。
這些岩石詔書在現在看來或許有些意淫，但佛教在當時確實抵達過地中海地區，甚至可能影響了當時地中海地區的思想和宗教。在亞歷山大港，發現了托勒密時期的佛教徒墓碑，上面裝飾著法輪。佛教從此開始了國際傳播，而出現更早的印度教卻由於傳播局限于社區族群內部，因此始終沒能成為一個國際性宗教，次大陸之外的印度教基本是通過移民傳播的，影響非常有限。
與此同時，阿育王還派人四處搜集佛陀的舍利和遺物，修建佛塔來供奉。佛塔在古文獻裡的叫做“窣堵坡”，音譯自Stupa，“窣”念sū。其實佛塔最早本身就是一種墓葬形式，阿育王時代的佛塔並不像現在的塔，而是一個堆起來的封土，長得像墳墩，事實上也是墳墩。這種佛塔特別樸實，就是一堆圓頂封土外面砌上磚。現在這種樣子的佛塔在印度次大陸已經很少了，只在鹿野苑、桑奇（Sanchi）等個別佛教聖地能見到，不過你要是去斯里蘭卡倒是能見到很多。阿育王修完佛塔還要修帶銘文的石柱，其中最著名的鹿野苑石柱，如今成了印度的國徽標誌。
佛陀生前的活動範圍，大部分在北印度的比哈爾邦邦境內，大名鼎鼎的菩提伽耶、那爛陀、靈鷲山都在這兒。說起這個比哈爾邦邦，如今在印度可謂是萬人嫌，甚至有印度人公開對中國喊話：哎，別爭了，藏南給你們吧，只求你們把比哈爾邦一起帶走！印度人對比哈爾邦的地域歧視我都很難找出一個適當的例子來形容。然而比哈爾邦（Bihar）這個地方正是得名於Vihara——梵語中的佛教精舍，當年阿育王在這裡修建了大量的佛教精舍，多到連整個地區的名字都改了。直到印度佛教滅絕之前，比哈爾邦都是世界佛教中心。
【從無相到著相】
可惜孔雀王朝不到兩百年的功夫便土崩瓦解，佛教失去了政治庇護，經歷了第一次法難。
孔雀王朝的繼任者之一巽伽王朝（Shunga Empire）的第一任君主曾迫害佛教、復興婆羅門教。根據《未來往世書》（BhavishyaPurana）中記載，當時統治者殺光了所有的四百萬佛教徒（印度文獻中碰到具體數位都可以忽略），並恢復了動物祭祀（Yajnas），結果迫使佛教向外尋求庇護，使得喀什米爾、犍陀羅（Gandhara）、大夏等中亞地區的佛教得以昌盛。
之所以要提到這些中亞國家，是因為他們後來又反過來影響了印度佛教。
儘管巽伽王朝一開始滅佛，所幸後來的統治者很快又信回佛教了，並且還對佛塔進行了擴建整修，佛教在這次法難中受到的打擊不算特別嚴重。巽伽王朝的國祚不長，孔雀王朝分崩離析之後，印度各方勢力角逐，王朝頻繁更替。
在西元一世紀左右，來自中亞的貴霜帝國（Kushan Empire）崛起，統治了包括印度西北在內的廣大地區，早年定都白沙瓦（Peshawar），後來定都秣菟羅（Mathura，即現在的馬圖拉）。
剛才講到的佛教徒用於避難的犍陀羅、喀什米爾這些地方，當時都處於貴霜帝國的統治下。這個犍陀羅在佛教藝術歷史上具有相當重要的地位，堪稱亞洲古代王國中的宋徽宗，承前啟後繼往開來，創造了亞洲文化圈難以超越的藝術成就。因為這個小王國所在的地區，乃是亞歐大陸連接中國、印度、波斯、希臘的十字路口，各種文化在此交流碰撞，藝術風格相容並蓄自成一派。受希臘古典雕塑的影響，犍陀羅風格的造像簡直美出天際，影響了後來中國隋唐的造像藝術；而經過犍陀羅設計師的神來之筆，佛塔終於也不再長得像個墳墩了，具有超越那個時代的藝術美感。
由於當年的犍陀羅如今被伊斯蘭教佔領著，很多犍陀羅藝術都遭了秧，被塔利班炸掉的巴米揚大佛就屬於後犍陀羅時期的造像。而在今年7月19號還有個新聞，幾個工人巴基斯坦瑪律丹（Mardan）市郊挖水溝時候挖出了一尊西元四世紀犍陀羅時期的佛像，包工頭問當地清真寺的阿訇該咋辦，阿訇說這種真人大小的佛像會令人失去信仰。然後，他們就把這尊佛像給砸了……網上可以搜到砸佛像的視頻。
貴霜王朝的犍陀羅也正是佛教造像的起源。佛陀在世的時候明確表示過反對造像，甚至據說寫在戒律裡面（我個人覺得不可信，以佛陀的超脫反對是有可能的，寫入戒律的說法就很不靠譜了）。所以在佛陀入滅之後的六百年間，都不曾有造像。成書於西元二世紀的《阿育王傳》中，甚至有記載阿育王因為耆那教弟子造像而屠殺耆那教徒的事情。因此在孔雀王朝、巽伽王朝，直到貴霜王朝中期，都不存在佛陀造像，所謂大昭寺“佛陀在世時候親自開光的十二歲等身像”之類的話術，以及佛經上關於優填王思念佛陀的佛像起源故事更是後人的信口開河，非但加深不了我的信心，只會讓我更加懷疑佛教裡究竟混了多少私貨，誠然可畏。
你如果跑到始建於西元前一世紀的桑奇大佛塔（Sanchi Stupa），就會看到那些關於佛教故事的場景浮雕裡，沒有任何佛陀的具體形象，而是用菩提樹、法輪、佛塔、法座、講經石等象徵元素替代，跟現在伊斯蘭教禁止描繪塑造穆罕默德形象是一樣的。
從時間上來看，佛教造像藝術的出現正好跟大乘佛教興起時間一致，於是有人認為造像與大乘思想的傳播有關，但這個觀點在早期大乘經典中似乎並沒有確切依據。個人認為更有可能是因為當時的貴霜帝國同時控制了從中亞到西北印度的地區，使得犍陀羅和秣菟羅這兩大古代造像中心得以充分交流。當時的印度人、希臘人、安息人、塞種（Saka）人都生活在貴霜帝國境內，其疆域更是連接了中國和羅馬這兩個大帝國。這樣一個橫跨不同文化的大帝國所必然具備的開放性，對當時的佛教文化進行了重塑。
貴霜王朝時期還發生了一件很重要的事，那就是僧團的第四次集結（有些部派不承認阿育王的華氏城集結，則將此次集結稱為第三次）。這個時候南傳的上座部佛教和北傳的大眾部佛教已經徹底分道揚鑣，南傳佛教一世紀末在斯里蘭卡集結，北傳佛教二世紀前期在喀什米爾集結，兩撥人都將佛經錄入成了文字，從此進入了佛經時代。
【佛教的印度教化】
貴霜帝國時期的佛教呈現擴張態勢，在整個中亞和南亞廣為傳播，當時世界大部分地區都處於蒙昧階段，在傳播的過程中幾乎沒有競爭對手。三世紀之後，貴霜帝國分裂衰落，北印度的笈多王朝（Gupta Empire）興起。
印度歷史上，除了英屬印度之外，將沒有任何一個王朝能稱得上“大一統”。莫臥兒王朝非常接近大一統，但南印度一些地方依然沒能納入版圖。除此之外，只有孔雀王朝和笈多王朝統一過整個北印度（包括恒河與印度河流域）。由於莫臥兒王朝是伊斯蘭教，孔雀王朝是佛教——所以笈多王朝是歷史上唯一一個統一了北印度的印度教王朝。
我們現在總覺得印度阿三那麼窮咋還老是那麼牛逼哄哄的幹嘛，古印度文明跟現在的印度人又沒關係你牛逼個啥。但如果說印度人要有啥驕傲的資本，那莫過於笈多王朝了，這種驕傲就跟我們對大唐盛世的驕傲是一樣的。中國人普遍不太瞭解笈多王朝（印度歷史就是一本爛帳，確實也很難瞭解），這個王朝真心稱得上是印度歷史的高光時刻，笈多王朝在當時是無可爭議的藍星最強帝國——同時期的羅馬已經分裂衰敗，而中國也正處於南北朝五胡十六國的分裂時期。我後來看過一個氣象考古學的資料，說三國至南北朝這段時期是因為趕上地球小冰期，因此北半球農作物減產導致饑荒和社會動盪，看來南亞顯然不怎麼受這個小冰期的影響。
印度最頂級最牛逼的一些物質和非物質文化遺產都是笈多王朝時期留下的，比如《愛經》、《沙恭達羅》（梵語文學的巔峰之作）、《羅摩衍那》和《摩訶婆羅多》都在這個時期以文本形式確定了下來，再比如阿旃陀石窟（Ajanta Caves，修建於西元前一世紀至七世紀）和艾洛拉石窟（ElloraCaves，修建於三世紀至十四世紀）這兩個印度最頂級的世界文化遺產（屬於笈多王朝同時期的伐伽陀加王朝，對印度人來說反正都是印度），除此之外天文、數學、醫學、冶金等方面也都有巨大成就，數字“零”的概念就是這個時期發明的。
佛教的印度教化是笈多王朝時期非常值得關注的一個現象。
我又要說一些佛教徒不愛聽的話了：有大量證據表明，在印度歷史上的許多時期，印度本土的佛教都被視為印度教的一個派別。特別是在當時印度統治者的眼中，佛教和印度教就是一樹兩花。信奉佛教的國王會崇拜印度教神祇和聖人，而信奉印度教的國王也一樣會贊助修建佛教寺廟——說白了就是封建迷信時代的“養備胎”，萬一一個不靈，還有另外一個。
聽起來很不可思議對嗎？要知道，在過去本身就不存在 “印度教”這個概念。印度教是一種建立在吠陀知識體系上的世界觀和哲學觀，並沒有唯一確定的教義，因此印度教裡面本身就有很多自相矛盾的說法。然而出於多神教的包容性，印度教和佛教之間雖然有競爭，以及競爭導致的迫害，但從總的來說沒有像閃米特一神教之間那樣勢如水火不可調和。一神教之間屬於意識形態的對立，承認對方就是否定自己，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印度教跟佛教更像是同行競爭，會有互相詆毀、給對方穿小鞋搞破壞，但也可以互相學習借鑒甚至合作——更重要的是，即便分屬不同公司，也可以有同一個集團老闆。
不同的宗教在潛移默化中的相互影響非常普遍，比如中國道教的佛教化，西藏苯教的佛教化。在笈多王朝時期，當時的大乘佛教則變得越來越形式化——或者說“印度教化”，比如偶像崇拜、朝聖、自我奉獻（Bhakti）、唱誦經文。這些東西我們如今看著好像挺司空見慣理所當然的，其實都屬於佛教發展過程中被印度教影響混進去的私貨，結果就導致了當時佛教在形式上看起來更像是印度教的一個流派。
印度的佛教之所以會有這樣的變化，原因是綜合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笈多王朝將印度教作為了國教，對佛教造成了生存壓力，需要自我“演化”來進行生存適應。
佛教作為一種統治階級宗教工具有其先天不足，古往今來哪兒有單純依靠哲學思想治國的？不排除有些虔誠的國王或皇帝如阿育王頭腦發熱對佛教極為崇信，但早期佛教對於鞏固統治並沒有不可替代的積極作用，對政治活動更是不大熱情，因此沒有建立起與統治階級長期的合作關係。
印度教之所以會被笈多王朝採納為國教並得到復興，重要原因在於解決了統治合法性的問題。婆羅門通過修訂族譜和起源神話，將王室血統進行神化，使得王室依賴於婆羅門的授權；與此同時婆羅門壟斷了教育權，不遺餘力地通過宗教愚民教育維護神權和統治階級利益。作為世襲的祭司階級，婆羅門搞起各種各樣廣受愚夫愚婦好評的偽科學自然也是得心應手，比如占星、占卜、施咒。
佛教作為無神論宗教一開始自然看不上這些臭不要臉的溜鬚拍馬和偽科學，然而當時不容樂觀的政治現實和社會現實卻逼迫著佛教進行妥協。因為不拍馬屁的話，帝王很生氣，後果很嚴重——輕則競爭對手做大做強，擠壓自己的生存空間；重則與王室結仇，招致滅佛之類的法難。
本著“吃一起長一智”的生存本能，從《大般涅槃經》開始，就談到了保護佛教教義的重要性，允許在必要的情況下殺人；後來又開始把帝王視作菩薩的化身，賦予其統治合法性，不過同時要求帝王的行為要符合佛法（這種做法有點像儒家的仁政和德治）；再比如引入巫術、咒語、法事（火祭）等神通法術；甚至還把種姓帶到了佛教體系中，如今在尼泊爾倖存的尼瓦爾佛教（Newar Buddhism）就保留種姓制度……這些宗教實踐上的妥協，使得次大陸的佛教越來越背離早期的堅持，在形式上消解了佛教的獨特性，這就邁出了使得後來的印度教能夠很容易吸收佛教的第一步——外在形式上與印度教的同化。
老實說，佛教尤其是大乘佛教本身就是一種不怎麼接地氣的宗教，核心的哲學思想非常燒腦。佛教和印度教雖然系出同源，很多概念相似，但兩者的側重點明顯不同——佛教強調“智慧”（Jnana），印度教強調“虔信”（Bhaki）。
這是因為佛教是無神論宗教，不存在末日大審判之說，解脫之道靠的是提升你自己的智慧從而證悟。佛陀從來沒說過要你們求他拜他供養他，你再怎麼信佛，佛陀也不會保佑你；而你要是做壞事，佛陀也不會懲罰你（但業力會）。印度教是有神論宗教，走是“信XX，得永生” 的路子，跟神是做生意的互惠互利關係——我供養你，你保佑我。你做好事做壞事都有神看著，有沒有好好信神拜神很重要。
大家想啊，修智慧這多難啊，每個人根器不同，我這篇文章已經把道理講得夠淺顯了吧？估計能堅持讀到這裡的人都不多。就算是讓我去讀佛經，很多內容我也讀不懂，都是燒腦的高級哲學理論啊！“虔信”相比之下可就容易多了，燒香佈施念經拜佛誰不會？
大乘佛教內在有其邏輯自洽的哲學思想，但是對外對大眾宣傳的那一套完全是兩碼事兒，叫“普度眾生”。可“普度眾生”不就是“信XX，得永生”換了個馬甲嗎？提供方便法門，能夠批量證悟，多快好省……這種玩法當然更容易吸引信眾。現在中國那些去寺廟的香客，哪裡有修智慧的，全都是去賄賂佛菩薩的“虔信”派；真正有智慧的根本不會去寺廟拜佛，因為求神拜佛這件事本身是反佛教的。
而且和尚總得吃飯吧？吃飯總得化緣吧？化緣總得有群眾基礎吧？但原始佛教偏偏又是研究哲學的，你覺得如果有個人跑到你家跟你大談蘇格拉底、笛卡爾之類你聽不懂的東西，你會佈施給他嗎？這就是之所以佛教得要“印度教化”的原因——不自甘墮落，就沒有群眾基礎啊！凡是流行的，一定是低俗的，這個道理亙古不變。
所以佛教在大眾化的過程中，不斷地背離原始佛教、向印度教靠攏是必然趨勢。
早期的印度大乘佛教雖然在形式上向印度教靠攏，卻也沒耽誤修智慧。第四次大集結有了書面經典之後，為大乘佛教的推廣和普及奠定了社會文化基礎。西元二世紀左右龍樹（Nagarjuna）創立了“中觀學派”（Madhyamaka，即法性宗），四世紀的無著（Asanga）、世親（Vasubandhu）繼而創立了“唯識學派”（Vijnanavada，即法相宗），成為了大乘佛教的兩大理論支柱。
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的是，這幾個在大乘佛教史上名號如雷貫耳的高僧大德，都是印度教婆羅門家庭出身，從小接受的是完整的婆羅門經典教育，學習的是吠陀經典，後來才加入了佛教僧團。不管有意還是無意，他們這些學說的宇宙觀、認識論都站在印度教的相似立場上，比如說主張“萬法唯心”，就把佛教跟奧義書的唯心論哲學重新統一了起來。
所以大乘佛教建立起來的這種新的唯心論體系（中觀論和唯識論），在哲學思想上其實是背離原始佛教的。並且誰都沒有想到的更深遠的影響是，這些哲學理論後來居然被用來武裝印度教的原本已經落後的理論體系，實現了印度教與佛教在哲學思想上的同化，直接或間接導致了佛教在印度的黯然離場。
笈多王朝當時的繁榮為思想發展提供了保障，物質文明帶動了精神文明，歷史上最重要的一些佛教學術中心，如那爛陀大學就是在那個時期建立的。法顯、玄奘、義淨都曾來到印度留學（玄奘和義淨來時，笈多王朝已滅亡），但他們那時候求取的所謂“真經”倒不如說是偽經，乃是龍樹之後發展起來的大乘佛教唯心論哲學思想。
某些佛教徒看到這裡一定會跳起來——神馬！你敢說大乘是偽經！你這是誹謗三寶！你不得好死！你死後下十八層地獄！
大乘佛教的經典宣稱自己起源於佛陀時代，而且還早於部派佛教各部由佛陀本人完整傳出。《妙法蓮華經》有記載佛陀講大乘法會，《文殊師利問經》裡面還說上座部和大眾部都是大乘佛教中分支出來的。但問題是，這些經書最早也是佛陀入滅六百年後才寫成的啊！沒有任何考古證據能證明佛陀在世的時候就已經有大乘佛教了，而且對各種史料的分析研究表明大乘和小乘的分化與大眾部與上座部的分裂也完全是兩件事，“小乘”這種說法本身就是大乘佛教思想產生後的一種蔑稱。
佛教裡面有“正法五百年，像法一千年，末法一萬年”的說法，但依我看，正法最多也就一百年，才過了一百年部派佛教就分裂了；而當第一尊佛像被製作出來的時候，已然進入末法時期。佛經被第一次寫成文字的時候，距離佛陀駐世已經過了整整六百年，在古代那就是三十代人，恐怕早已面目全非，你倒是試試一句話傳三個人看看。假如你要非跟我說長篇經文世世代代口口相傳，傳了六百年三十代人還是一字不差；並且寧願相信不知哪朝哪代的哪個人假借佛陀名義編造的經書，也不相信考古證據，那我只能表示：你的信仰很堅定，我很佩服！
這個世界上，只怕從未有過“真經”，佛陀當年到底是怎麼想怎麼說的，有的只是猜測，而無確證。即便是原教旨主義的上座部佛教，也早已變異得面目全非。玄奘大概是個原著黨，奈何這世上從無佛陀“原著”。當時對歷史的考據也是一團漿糊，比如說玄奘以為第四次集結發生在佛陀入滅後四百年，事實上是六百年。
但是，就算玄奘取回來的是“偽經”，在當時也是非常寶貴的哲學觀點，研讀傳播一下有利無弊，總比傳播一神教那些經書要好。
【成也僧團，敗也僧團】
盛極而衰乃是萬物定律，笈多王朝是印度佛教發展最為昌盛的時期，也是衰敗的開始。
印度佛教的衰敗至少有兩個主要原因：
1.與印度教的相互同化導致印度教對佛教的吸收（笈多王朝至帕拉王朝時期）
2.印度次大陸不間斷的社會動盪（匈奴入侵、穆斯林入侵）
第一點上一段講過了，但只講了形式上的同化，按照時間順序後面會講哲學思想上的同化。
笈多王朝搞了兩百多年，最後因為匈奴後裔嚈噠人（Hephthalites，過去的歷史學家一直以為這些嚈噠人就是拉其普特人的祖先，但最新的DNA分子考古學證據顯示並不是）的入侵而瓦解，被打回土邦小國的原形。
笈多王朝於六世紀覆滅之後，七世紀出了個戒日王朝（Harsha Empire），全盛時期控制了整個恒河流域，一共統治了42年，這42年裡面就一個國王——大名鼎鼎的戒日王。印度自古不修史，但歷史上關於戒日王朝的史料卻非常豐富，因為玄奘來印度的時候剛好趕上這個短命的戒日王朝，後來大唐時節王玄策訪問印度的時候又正好趕上戒日王駕崩、奸臣阿羅那順（Arunashwa）篡位，於是有了王玄策被囚、逃脫、借兵、反殺、“一人滅一國”的傳奇故事。
無巧不成書——要不是那麼巧，就沒這段史書了。
根據玄奘的記載，戒日王是個非常虔誠的佛教徒，禁止臣民殺生吃肉，在各地興建寺廟佛塔，還組織佛教的“無遮大會”……但可以肯定的是戒日王早年是個崇拜濕婆的印度教徒，這一宗教身份刻在他當年用的印章上，直到他遇見了玄奘。
雖然我前面說玄奘取回來的是“偽經”，但這不是他的問題，除非造出時間機器回到佛陀的年代，否則誰也取不到“真經”。我個人是玄奘的腦殘粉，玄奘實乃不世出的超級猛人加偉人，以一己之力改變了整個佛教史。別的不說，跟《大唐西域記》相比，《徐霞客遊記》簡直弱爆，以當年的條件走那段取經路真心是九死一生，不僅爬雪山過草地穿沙漠走到了印度，還徒步考察了整個南亞次大陸，你要說他文弱書生那是扯淡，絕對吊打我們在座所有人。然而這些跟他的學術成就比起來又顯得不值一提了，玄奘在大乘佛教學說上的造詣幾乎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在曲女城的佛教學術辯論大會（無遮大會）上所向披靡，對當時的佛教思想界進行了教義的統一，增強了廣大世人對佛法的信心，從這一點上來講，意義極為深遠。
玄奘一頓操作猛如虎，以戒日王為代表的統治階級看得目瞪口呆，自動自覺皈依了佛教；在場的婆羅門學者也看得目瞪口呆，開始對自己的吠檀多哲學理論體系進行反思。
婆羅門學者一看佛教在哲學基礎理論上居然這麼猛，明顯壓過自己一頭，這顯然會威脅到自己忽悠人民群眾的能力，要採取自救措施。八世紀的時候婆羅門教也出了一個猛人叫商羯羅（Adi Sankara），是印度歷史上最重要的宗教改革家，成功地把當時明顯落於下風的婆羅門教從理論危機和制度危機中拯救了出來，並一舉逆襲。
商羯羅這哥們兒的所謂“改革”其實就是抄作業，首先是抄唯識宗的作業，搞了個“摩耶論”（Maya）出來，用幻境來解釋世界，觀點跟唯識宗非常相似，甚至連理論上的缺陷都一樣。我們都知道小時候如果抄作業、考試作弊被抓現行，那麼最大的可能就是跟原版錯得一模一樣。以致于後來很多原教旨主義的印度教學者認為他背叛了印度教，把他稱為“假面佛教徒”（Crypto-Buddhist）。這就是我前面所說的，為什麼龍樹之後大乘佛教的理論最後被用來武裝起了印度教——由於龍樹、無著、世親等人接受的基礎教育來自婆羅門教，因此唯識論的唯心主義學說轉化成印度教學說完全沒有違和感。
第二是抄了僧團制度的作業，創辦了四所修院，把婆羅門學者聚集起來，開始像佛教一樣重視學術研討和交流。在一些佛教失勢的地方還搶佔人家的寺院，驅逐佛教徒（我之前寫斯利那加、伯德里納特的文章中曾經提到過）。這種學術研討的傳統後來演變成了智慧瑜伽（Jnana Yoga），把探索哲學真理視為通往印度教終極解脫的三大途徑之一。
另外印度教一不做二不休，乾脆把佛陀這個人也吸收到自己的宗教中來（這事兒沒有證據顯示是商羯羅幹的）。在十四世紀之前，印度教寺廟裡甚至會供奉佛像。佛陀作為毗濕奴的第九個化身被吸收到了印度教中，與此同時印度神話中的奎師那（Krishna）也被佛教吸納為佛陀的十大弟子之一的舍利子的前世（Sariputra，《心經》裡提到的舍利子，這是個人名，跟佛骨舍利沒關係），出現在了佛教本生故事中。到底誰先偷誰的人，已不可考。
反正兩個宗教之間本身就是此消彼長的零和博弈，長期以來互抄理論互挖牆腳。商羯羅一番操作下來，鞏固了印度教的地位，使得印度教在除了東印度以外的其他地區，都佔據了優勢。
另外印度的封建制度萌芽于笈多王朝，確立于戒日王朝。從戒日王朝開始，國家將土地大量封賞給了大臣、官員、知識份子、宗教團體，受封者同時獲得土地的稅收、行政、司法權。前面講過在印度統治者眼裡，佛教跟印度教只是同一宗教的不同派別，在賞賜的時候大體公平。然而印度教是非常積極入世的，佛教卻側重於非物質的追求，甚至覺得物質財富會造成貪執，因此對土地的經營很不積極。長此以往，雙方在對土地收入的控制上，難免會此消彼長，這也為印度佛教最後的覆滅埋下了隱患。
佛教在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上的抉擇困境顯而易見——在教義上要求“捨棄”、“去貪執”，可是在組織形式上又嚴重依賴建立在物質基礎上的僧團制度。
剛才講到過商羯羅抄“僧團制度”的作業，這邊正好解釋一下。佛教有個特點就是組織水準很高，由於原始佛教屬於哲學思想，這一性質決定了佛教的傳承依靠的是學術研討，具體的組織形式叫做僧團制度（Samgha）。那麼多的和尚聚在一起又不幹活，偶爾還要搞些譯經、辯經、傳教等大型活動，靠啥來養活呢？一來靠化緣，化緣的生存需求使得佛教“印度教化”前面就講過了；二來靠國家財政補貼，這個前面也提到過一些。
平心而論，在伊斯蘭教入主印度之前，印度雖然分分合合改朝換代N次，統治階級出於“養備胎”的需求，總的來說對佛教還是不錯的，這些國家財政的支持，是佛教得以發展傳播的主要原因。換言之，對於佛教而言，僧團能否得到足夠的財政支持、國家是否安定繁榮很重要。印度佛教大發展的時候，都是趕上王朝大一統；一碰到戰亂、國家分裂，僧團制度的維持就會受到很大影響。
我去過南印度藏傳佛教實行僧團制度的大型佛學院，幾千僧人都在這裡吃喝拉撒唱念做打，這些僧人不但不用交學雜費住宿費，每個月還有生活津貼拿。這麼多的錢哪兒來呢？他們辦公室裡掛著的美國國旗解釋了一切（可參見《站在十字路口的藏傳佛教——探秘南印格魯派四大寺》）。
因此僧團制度有兩個缺陷：
1.內部依賴團隊活動來執行戒律、教育等活動，那麼多的學派，幾乎沒人能掌握所有的知識；
2.外部依賴政府和信徒的物質供給，一旦供給中斷，這種組織可能就會無以為繼。
在十至十二世紀的伊斯蘭教入侵印度的過程中，佛教嚴重依賴僧團制度的這一缺陷暴露無遺。由於穆斯林極度厭惡偶像崇拜和異教徒，當時殺佛教和印度教的僧侶殺紅了眼。印度教的傳統文化知識分散在以婆羅門家庭為單位的廣大社區裡，除非搞“三光政策”，否則要趕盡殺絕根本不可能；佛教以僧團為組織，很容易就被一鍋端，而且佛教僧人因為剃了光頭，一殺一個准。就算一些僧人逃了出來，遍地焦土，一沒錢二沒地三沒人四沒經書，想要重建僧團制度幾乎不可能，這就好像沒法兒靠幾個光棍教授重建一所大學。這些僧人或是恢復了世俗身份，破了戒娶妻生子；或是四處流浪修行孤獨終老，佛教的傳承因而終結。
——成也僧團，敗也僧團。
在穆斯林橫掃南亞的兩三百年裡，次大陸上所有的佛教中心都被搗毀或遺棄，除了喜馬拉雅某些地區和東部靠近緬甸的一些地方，整個印度次大陸的佛教宣告功能性滅絕。
【恐龍從未滅絕過】
人們以為恐龍在6500萬年前都滅絕了，然而可以確定的是，至少有一部分恐龍活了下來，它們演化成了鳥類，變成了我們餐桌上的雞。
印度次大陸的佛教雖然也在穆斯林的鐵蹄下滅絕了，但它就像恐龍一樣，在另一片土壤上演化成了別的形態，我們現在稱之為藏傳佛教。
話說西元八世紀戒日王死後奸臣奪權，王玄策將其挫敗，卻管殺不管埋，於是戒日帝國陷入分裂，西藏的吐蕃帝國坐收漁利。之後印度進入了一段“三國”時期——東部的帕拉王朝（Pala Empire），西部的瞿折羅-普臘蒂哈臘王朝（Gurjara-Pratihara Dynasty），南部的羅濕陀羅拘陀王朝（RashtrakutaDynasty）。後面兩個王朝名字很長，記不住也不用記，跟印度佛教沒關係。
八到十二世紀的帕拉王朝是印度佛教最後的輝煌，也是最後的庇護所。商羯羅改革了婆羅門教之後，印度教得到了復興，嚴重擠壓了佛教的生存空間，各地的佛教徒紛紛湧向東部的帕拉王朝。Pala一詞意為保護者，大部分的國王都是大乘佛教和金剛乘佛教的虔誠信徒。金剛乘即密教（Tantra），是西元五世紀出現在印度教的一種神秘主義運動，後來被吸收為了佛教的密宗。
佛教裡面自稱密教是大日如來傳給金剛薩埵的秘密法門，由龍樹菩薩開南天鐵塔取得的秘密經典，以此來解釋密教的來源。然而龍樹的年代不晚於二世紀，那會兒密教壓根兒都還沒出現，所以這個說法完全站不住腳。學界相信密教來源於吠陀經和奧義書，在《阿闥婆吠陀》（Atharva Veda，漢譯“禳災明論”）裡面就有咒術治病、長壽法、增益法、和合法、降服法、王事法等，巧的是密宗《蘇悉地經》和《大日經》中的增益、降服、息災三法不但跟《阿闥婆吠陀》裡的咒術名稱相同，內容也無差異。
哎，寫到這兒我都不想再對印度教和佛教這兩位同學之間的互抄作業問題進行評論了。
話說帕拉王朝時期，統治階級對佛教的支持力度極大，不但復興了那爛陀學院，還興建了超戒寺（Vikramasila，也叫超岩寺）、飛行寺（Uddandapura）、金剛座寺（Vajrasana），據說每一座的規模都與那爛陀相當，與那爛陀一起並稱印度佛教四大寺，是世界歷史上的第一批頂級學府。這些寺廟培養出大批佛教人才，佛教發展得紅紅火火，跟阿育王時期有的一拼，並且還成功實現了文化輸出。
由於西邊兒已經被伊斯蘭教給占了，帕拉王朝往外進行文化輸出的主要有兩個方向——西藏和印尼。這裡我們只講西藏，先丟一串名字給大家看看，瞭解藏傳佛教的同學應該會很熟悉：
蓮花生（Padmasambhava）——藏傳佛教甯瑪派創始人；
寂護（Santaraksita）——藏傳佛教僧團制度創始人；
阿底峽（Atisha）——藏傳佛教噶當派創始人；
薩惹哈（Saraha）——密宗無上瑜伽部創始人；
帝洛巴（Tilopada）——密宗噶舉派創始人，後來轉世成瑪爾巴正式創立藏傳佛教噶舉派。
這些人的共同點在於，他們都是帕拉王朝時期的佛教學院畢業的，最後成了藏傳佛教開宗立派的祖師爺（最後兩位甚至都沒去過西藏）。藏傳佛教裡面有八十四位大成就者（Maha-Siddha），無一例外都是印度僧人，在藏傳佛教的傳說中這些大成就者具有各種各樣的神通法力。
阿底峽大師是藏傳佛教後弘期貢獻最大的僧人，他在印度的時候就是知名大學者，幫助朗達瑪滅佛之後的西藏重建了僧團、重申了戒律，重新闡明了佛教的根本教義，一直傳承至今。後來帕拉王朝遭逢穆斯林入侵的時候，更有許多印度僧人逃往西藏，進一步推動了藏傳佛教的傳譯。
因此，藏傳佛教可以說是完整繼承了帕拉王朝時期的佛教，通過一窺藏傳佛教，剝離掉後來在藏地吸收的苯教元素，我們能夠想像得出印度佛教最後的模樣。
就拿藏傳佛教的造像藝術來說吧，我們常見的那些西藏佛教造像，並不叫“西藏風格”造像，而叫做“帕拉風格”造像，繼承自帕拉王朝時期孟加拉雕塑家的創新。當年帕拉王朝的絕大多數佛像，都已被穆斯林所毀壞，因此想要研究帕拉風格的造像藝術，西藏倒是提供了不少範本。
為啥那些專家一看某個造像就能判斷出大致年代？因為很多造像特徵是某個年代之後才產生的，甚至是某個年代的專屬。一個特徵或許是巧合，但很多個特徵的組合就非常具有說服力了。比方說拉達克有一尊官方宣稱是西元前一世紀修建的強巴佛（這明顯違背了佛教造像歷史的常識），我一個對造像頗有研究的朋友一看就說是帕拉風格，她說那尊佛像的站姿、裙褲、腹部卷肉、花串、膝部鼓起、瓔珞帶、臂環這些元素都指向了這是一尊八到十一世紀左右的帕拉時期造像。
再說藏傳佛教的僧團制度，你如果去過拉薩的三大寺，或許會聽說過這些寺廟當年的規模，鼎盛時期有七八千乃至上萬的僧人。如今南印度的藏傳佛教四大寺，也依然保留了阿底峽當年幫他們重建的僧團制度，整個寺院就是一座大型學術中心，有非常嚴密的組織結構，醫院、超市、郵局等一應俱全，儼然是一個中等規模的社區。每個人僧人都必須學習固定的課程，考取學術頭銜。
這麼多的僧人從哪兒來呢？
很多人應該聽過清末名將僧格林沁，這其實是一個藏文名字Sengge Rinchen，說明出身藏傳佛教家庭。他堂堂一代親王，總共六個兒子，三個送去做了喇嘛。在過去的藏傳佛教社會，出家絕非出身貧寒的無奈選擇，而是一種家族榮耀，當時每家都至少要送一個孩子去寺廟出家。而目前藏傳佛教僧團制度面臨凋敝危機，因為今時今日恐怕已經沒什麼父母願意送子女出家了。
西藏在拷貝印度佛教的時候，甚至把種姓制度也一起拷貝了過來。我前面就提到，印度佛教在發展過程中，把種姓這種明顯“反佛教”的制度帶入了佛教體系，除了尼泊爾的尼瓦爾佛教，舊西藏也是明證。
我們的歷史書裡說舊西藏過去是農奴社會，其實這一說法是有爭議的。農奴制在西藏部分地區確實存在，但在包括衛藏在內的西藏中部地區，用“種姓制度”來描述1950年之前的傳統西藏社會階級更為貼切。
西藏過去的種姓分上中下三個階層，這些階級為世襲，上層和下層的階級固定，中層的不同階級之間具有一定流動性。
上層
1.最高級：一般只有達賴喇嘛，或者乾脆空置；
2.貴族（Sger-Pa）：總數在150個到200個左右的貴族家庭，其中Yabshi是達賴喇嘛的後代，Depon是古代皇室後代，Midak則是其他一般貴族；
3.高級政府官員和僧官，通常是現任官員的家人或者貴族家的次子。所謂“僧官”只要在找個寺廟住一兩晚就行了，不用出家。
中層
1.納稅地主（Tre-ba）：掌握了較多土地的莊園主，主要義務是納稅，以家族為單位，該義務屬於整個家庭。
2.普通人（Mi-ser）：普通藏傳佛教信徒，可以為莊園主工作成為佃農（Mi-bo），也可以自由地去任何地方，還可以從事貿易或手工業。
3.農戶（Du-jung）：類似于小地主，但對土地的所有權並不確定，死後子女未必能繼承土地。納稅義務較輕，徭役義務較重，義務僅屬於個人。
下層
1.賤民（Ragyabpa）：那些從事“不潔淨”工作的人，比如漁民、屠夫、劊子手、天葬師、鐵匠、金匠、妓女等。金匠是地位最高的賤民，劊子手則是最低的；
2.僕人（Nangzan）：為貴族家庭服務，占總人口5%左右；
3.奴隸：主要來源是窮人家養不起的孩子，這一階級在十三世達賴時期就已廢除。
因此，毋庸置疑的就是，已然面目全非的印度佛教在西藏借苯教之屍還魂，又發明出轉世、政教合一等新玩法，於是才有了我們如今看起來如此神秘豐富的藏傳佛教文化。但不可否認的是，藏傳佛教也是現存最為完整地記錄了兩千多年來形成和發展的佛教教義、哲學、科學的傳承，直接從梵文原著繼承而來，包括了所有的顯、密論典。
卻不知當年那爛陀寺院那九百多萬卷經書，現今留存幾何。
【新佛教NAVAYANA】
根據2011年的人口普查，如今的印度大約有840萬佛教徒，占總人口的0.7%。而印度獨立後1951年的第一次人口普查，當時佛教徒只有18萬人，增長了將近五十倍，怎麼可能？！
很多人或許從來沒有聽說過，除了大乘（Mahayana）、小乘（Hinayana）、金剛乘（Vajrayana）之外，在1956年的印度，有一種全新的教派被創立——新乘（Navayana，nava新的，yana載具）。目前印度這一教派占到佛教徒總數的87%，即730萬人，其中90%的人都在馬哈施特拉邦，通常被稱為達利特佛教（Dalit Buddhism，Dalit是賤民的意思）。
這一教派的創始人是阿姆倍伽爾博士（Bhimrao Ramji Ambedkar），他1891年生於印度的一個賤民家庭，由於父親及祖輩都曾效力於英國軍隊，因此有機會進入政府學校上學，在學校期間飽受歧視。但阿姆倍伽爾是個超級學霸，通過自己的努力取得了孟買大學經濟學和政治學的學位，又先後在印度、英國、美國的大學獲得四個博士學位。
他的博學為他贏得了非常高的社會地位，成為了印度獨立後的第一位法律和司法部長，還設計制定了印度的憲法，如今印度那格浦爾（Nagarpur）的國際機場就是以他命名的。然而即便如此，他的一生始終生活在賤民身份的陰影下，因此畢生都在為賤民階層追求平等權利而努力。他認為賤民獲得平等的唯一出路是從心理上拋棄印度教和種姓制度的束縛，至於如何實現這一點，他的設想是通過改宗其他宗教。
他曾考慮錫克教，但他發現如果賤民集體皈依錫克教，很可能會成為錫克教徒中的“賤民”階層，就跟印度賤民改宗伊斯蘭教的結果一樣（這個問題我在《開局一個神，故事全靠編——起底世界三大文化圈》一文有詳細論述）。
他比較了基督教、伊斯蘭教、印度教、佛教，耶穌自稱“神的兒子”，穆罕默德自稱“神的使者”，克利須那自稱“神的化身”，而只有佛陀是“人的兒子”，並滿足於做一個普通人，從未宣揚世界有任何超自然的起源，也從未創造任何奇跡證明自己具有超自然的力量。
他花了一生時間研究佛教，意識到佛教才是唯一能與科學相容的宗教。但他也意識到如今的上座部佛教和大乘佛教經歷了兩千多年的發展，混入了太多不屬於佛教核心思想的私貨，於是他拒絕並批判了佛教中的許多概念與實踐，如因果、輪回、苦修、冥想、涅槃、苦集滅道四聖諦，將佛陀的教義重新詮釋為階級鬥爭和社會平等。
一切似乎又回到了兩千五百年前的原點……
……可如今早已不再是佛陀的時代。
我不得不說，阿姆倍伽爾終究是個天真的印度人，有其思維方式和那個時代的局限性，他的局限性使他認定“人必須要有宗教信仰”，既然所有的現存宗教都讓他很失望，那他就自己創造一個。他廢除了那麼多佛教的教法，卻保留了“偶像崇拜”這麼顯而易見的謬誤。他的局限性或許令他無法想像，人就算沒有任何宗教信仰，就算不拜任何偶像，也有辦法活得很好很平等。
後來的事實亦證明這種新佛教對於改變賤民社會地位的嘗試並不成功。Navayana創立之後，數百萬馬哈施特拉邦的印度教賤民改宗這一新佛教，從而形成了一個新的“佛教賤民”階級。如今很多印度人一看到印度臉的佛教徒，立刻就會聯想到他們是賤民社區出身“達利特佛教徒”（Dalit Buddhist），還是跟過去一樣看不起他們。
問題明明出在整個印度社會，賤民階層獲得平等的唯一出路，恐怕只有在印度發起一場顛覆整個社會舊秩序體系的狂風暴雨式的流血革命，而不是給自己換一個名字，改一個偶像來拜。
佛教從來不是用來改變社會的，而是用來改變自己內心的。
【結語】
至此，“被重新發明的印度文化”系列暫告一段落。
雖然寫了那麼多“譭謗”三寶的話，我自己其實也算是一名佛教信徒，我相信佛陀所定義的世界真相——無常才是世界上唯一的“常”。
一切的文化、文明都在不斷修正演變，能夠被繼承發展，必然經歷過一次又一次的“重新發明”。
佛陀自己早已洞察了這個道理，所以他很早就預見到了佛法會被篡改。從某種意義上講，堅信佛法從未被篡改過，才是“不信佛”。
有一部分佛經明明是後世所著，然而為了強調其權威性，就編出某某菩薩夜升忉利天、夜升兜率天的故事，說佛陀在夢裡面給他傳法，這十分自欺欺人。其實佛經是否佛陀的原著並不那麼重要，因為“佛經”只是一個名字而已。像我這樣的死理性派，對於任何沒有可靠證據的說法都會持保留態度，但假如必須面臨這樣一個抉擇：我從這個世界上消失，或者《金剛經》消失，那我寧願我消失——我雖然不能百分百堅定地認為這是佛陀的原著（因為沒有直接的證據）；可我仍然願意用我的生命捍衛這本經書，不因為它是佛經，而是因為它裡面的道理實在太頂級了。
我也曾也對唯識論和中觀論的唯心主義哲學思想十分著迷，可我並不會糾結於這是否佛陀本人的觀點，只要它有意思，對我有所啟發就夠了。佛陀本人想必不會立下規定：只有我本人的思想才能稱為佛教思想。就連“佛教”這個名稱恐怕也是佛陀入滅很久之後才有的吧。
所謂佛教者，即非佛教，是名佛教。
最後附張圖，幫大家理一下印度歷史的大致發展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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